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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世纪初的近代台湾,大象如何被人们观看、又是被赋予何种角色

一、动物观看的社会文化脉络

历史时期以来,大象并不被视为台湾的野生动物,较少出现在文献记载中。[1]但在日本殖民时期(1895-1945)的台湾,随着马戏团的表演,以及动物园等公私立机构的设立,离开原栖息地的象,飘洋过海被运到大城市,出现在大众的眼前。象被商品化与政治资源化的过程,呈现出多种文化的转译与解读现象,既是野生动物被动进入人类社会的历程,也显示时人对自然的认识,并表现权力者拟藉动物从事的教化目的。

20世纪初的近代台湾,当人们才刚开始有机会在展场接触到象时,曾如何观看大象?象在台湾的展示有何历史背景?如何移入台湾?进入台湾的象被赋与何种角色与功能?相较于日本帝国母国及其他国家,台湾的案例有何普遍性与特色?种种问题似都可以思考。

动物的展示与观看自古有之,但人们观看动物,会反映出不同时空下的社会文化脉络。此即所谓与动物相关的「文化现象.社会现象」,例如日本有观看珍奇动物可去除疾疫的文化传统,不但展示观看有效,画在锦绘上或是把这种奇兽的毛包起来,都可以作为护身符,可治疱疮痲疹,除祸生福等,其中大象因被认为可「除七难生七福」,而有「宇宙的圣兽」之誉。台湾的汉人及原住民也有关于以动物观人事吉凶的说法,如喜鹊、鸟鸦的象徵,或原住民的鸟占文化,但关于象,似乎没有特别明显的文化传统。

象以其体型巨大,被拿来与国家或民族联结或发想,作为优势权力的比附,似乎是自然之事。在20世纪初、清末民初的中国,曾流行以「睡狮」比喻中国的处境,[2]有趣的是,在同时代的台湾,可能在睡狮说尚未定着化前,曾经有记者使用「睡象」与「垂死之牛」来形容中国(原文用「支那」)或清政府。这是明治41年(1908)10月,刊登于汉文版《台湾日日新报》「岛政要闻」栏内,一篇署名由桂香蒓美所写的政论,批评当时清政府对立宪之态度「依违观望、无意为之」,认为清政府不是睡象,因此不能「一鞭〔指甲午战争〕则醒,再鞭〔指义和团之变〕则惊,三鞭〔指日俄战争〕则驰」,相反地,清政府只是垂死之牛,毫无甦醒的样态。[3]

这篇以「垂死之牛」比喻清政府的文章,于清末出现在台湾汉文版报章上,在时间及空间上,应是动物作为隐喻的一个好例子,衡诸前述台湾人对牛的熟悉感与庶民生活的密切关係,这篇时评大概也可视为是一种台湾的文化及社会现象。

二、大象展示的社会条件

象是体型庞大的外来物种,拥有大象及饲育牠,都须有强大的资金与特殊的技术为后援,并且要克服长途搬运过程中产生的交通与照顾问题,因此要在台湾岛内得见大象,必有相应的交通等社会条件配合。而运送来台的动物,经历海上长途旅行及上陆后的移动,常会有死伤,对动物的身心都是严峻的折磨。

20世纪初,在台湾观看大象展示或表演,大致来说有三个可能的途径:一是马戏团的表演,二是移动动物园(或称为巡迴动物园,traveling menagerie)的展示,另一种则是常设的动物园(zoological garden,简称为zoo),三者都与日本有密切的关係,主要见于1910年代之后的台湾城镇等人口集中的地方,都以收费方式开放公众观览。马戏团表演在战争结束前的台湾仍可见到,而移动动物园则随着圆山动物园的成立,在1920年代末以后逐渐丧失其商业市场,此后常设动物园在官方的资助营运之下,渐化身为城市市民生活的一环,持续发展至今。

就经营者而言,马戏团与移动动物园,甚至早期的圆山动物园,其实都属于系出同源的私人营利事业,虽然其经营目的与官方设立动物园的宗旨有别,但该等私人事业仍在互利的前提下,与公营的博物馆、博览会等机构或大型活动,维持相互奥援的关係,动物的表演或展示,经常被安排为展览会的余兴节目之一,公私立机构间也常有动物买卖或赠送关係。其后,约在1910年代中期,活体动物的饲育与展示,从博物馆的功能中划分出来,而到1930年代之后,动物园、马戏团混杂的历史,也才截然区别开来,马戏团走向强调动物与人的表演技艺,动物园虽亦维持部分动物表演,但主要扮演蒐集与展示动物的功能。

矢野动物园可能是最早把象运到台湾来展示的团体,时为大正元年(1912)年底。此与当时台湾全岛交通条件不无关係,最早的移动动物园报导大约始自明治43年(1910),而在这之前的两年,即明治41年(1908)4月,基隆至打狗(今高雄)的全岛縰贯线铁道通车,对各种全岛巡迴活动应有相当的助益。

矢野动物园的经营规模不算小,具有跨国、跨地域、甚至跨洲的网络,该园购象的过程,就是当时世界盛行的动物贸易的缩影,它透过动物商向国外购买动物,而动物商则藉大帝国在各地的代理人──殖民地官员──以及猎人等取得动物。台湾早期各种圈养动物的机构,也几乎都要利用到这种国际动物贸易网络。

1912年年底媒体刊登矢野动物园的大象来到新竹的消息,据说牠重达「一万片」──「片」字此一重量单位不明,疑係指磅(pound),若推测正确,则此象的重量约为4,540公斤,唯仍有待专家指正。展示地点是新竹北门外水仙宫(可能是宫前空地上临时搭建的帐),引起地方人士好奇争睹。可惜并没有其他相关报导,包括可能在台北等大城市展出的情形都付诸阙如。但依日本方面的资料,当时矢野动物园仅拥有阿那(アナ)这一头年轻公象,三年前才以5,500円的高价从印度买入,由印度人驯兽师曼曼(マンマン)负责调教,明治44年(1911)起加入该动物园的海外巡迴表演,地点除日本内地外,海外以朝鲜为主,也可能到过中国大陆,而台湾则是巡迴路线中的一站。

如上所述,当时马戏团与动物园的区别并不明显,因此所谓象的展示,与其他动物的展示一样,大都不是静态的方式,而是和表演结合,动物与客人间常有互动,所作的表演如爬梯、摇旗、吹喇叭,或站在一张小碁盘桌上并让人坐骑,表演之后再由大象出面向客人收取小费。展示及表演之余,宣传时也会对这头象的故事大加渲染,包括如何被自动捕获,以及幕后对职工的机智应对等传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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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1:矢野动物园的大象阿那(アナ)

然而在台湾,这一类私人马戏团或动物园的巡演活动,除了简单的行程报导外,并没有太多传奇故事被写下来。直到20世纪初,很少动物在台湾被人以独有的名字记忆或记录下来,人们观看动物时,眼前出现的常是一个物种的代表,而不是某一只特定的动物。

除马戏团及移动动物园外,台湾的常设动物园圆山购入第一头象──缅甸出身的七歳雌象象君,已经是大正15年(1926)8月。但台湾人在这之前,其实已经有不少岛外观看动物的经验,并且写入游记。

三、带着自我看大象

19世纪末、20世纪初岛外观光的主要行程,除了皇居等帝国统治符号外,代表文明装置的博物馆、动物园、植物园也常不会被略过,因此游记中,这几个场所的纪要几乎都是写在一起,多数表达出开眼界、观赏稀有动物的「异国风情」心情。如明治34年(1901),沪尾办务署第二区庄长汪式金赴日参加九州沖绳联合八县共进会,调查九州的产业,并到大阪以东观光,曾参访东京上野公园内的动物园及浅草公园的动物园。他提及观览的动物包括大象,强调这是「活兽」,并对种类之多表示惊叹。明治37年(1907)大溪士绅江健臣到东京参观劝业博览会,他在展场上野公园同时观看动物园,对大象等奇珍异兽齐备印象深刻,留下「特奇」、「为台地罕见者」之形容。同次博览会期间,到访东京的知名传统诗人洪以南事后以汉诗记行,对博览会的内容也大为称奇,展场附近的动物园,则使他想起尔雅传统之学与动物的命名。

上述台人观看岛外动物园的书写,除显示当时日本帝都动物园蒐藏了台地所无的动物外,洪以南对传统学问的提起,则反映出观看者本身的文化土壤。因此,虽然在博物馆及动物园中,主事者或者有意以西方的知识谱系,为动植物的收集、整理、命名重作分类,使观览者经历知识驯化的过程,不过,观览者本身的文化背景,却难免反映在其表述的心得中;亦即面对外来文化,观众并不是单方面的接受,而是比附于自身的文化作出回应。

如果由他者来描写观览心得,而不是由观看者自己书写本身的情绪与体验,呈现的重点可能又有不同。以下列举几个经由官方安排,台湾原住民到日本内地观光的例子。明治33年(1900)7月阿里山邹族知母朥社学生アパリ,在嘉义辨务署第三课课长石川的带领下,在台湾本岛及日本内地的大城市进行三个月观光行程,这名学生在上野及浅草公园看各种珍鸟异兽时,觉得「颇为有趣,但见到台湾所产的鹿与山猪时,开始怀念起故乡」,显示观看动物时,乡土经验产生的情感的连动。明治44年(1911)9 月,台湾总督府曾安排两位警部带领40多名台湾原住民到日本内地观光,在东京看了动物园及博物馆后,据说原住民把象当成水牛,象鼻则视为水牛的尾巴。

次年另一批台湾原住民因为东京上野公园举办拓殖博览会,而被安排到该地观光,行程中也看了动物园,根据记者报导,原住民对大象竟有牛的四倍大,很惊异日本人能掌控猛兽;同时他们把狮子比喻为「大猫」,见到河豚(疑指河马),则视为「水中大猪」。当天他们也参观展览会场里「丸一座」的吞火表演,据记者形容,他们感叹日本人会变魔术,能吃火,如果是自己则必死无疑。这些事例都显示观看者是基于自身的动物经验,与陌生的、异域的动物相遇;而报导者则在这一类的报导中,强调被殖民的他者(台湾原住民)观看大象等动物时,对我者(日本人)的讚叹与佩服,似乎有意透过他们,更大程度地对比出日本人的优越地位。

四、问问历史:为什幺台湾动物园里会有大象

台湾的动物园也和其他世界上的许多动物园一样,一度以大象等动物为「神器」,亦即象等大动物是展示动物中,明星级、吸引大众目光的主力动物。依渡边守雄等学者研究,除象外,历史上另两种主要展示动物是狮子与长颈鹿。当然,随着各动物园拥有的物种更形丰富化,目前各动物园的主力动物已有变化。

上述出生于缅甸的象君,1926年从新加坡出发,被移居来到台湾。他来台数月,就成为台北动物园最有人气的动物,成功地吸引「数倍于前」的民众到访动物园。民众不只是从笼外观看,而是与牠有实际的身体接触。经过与象君同来的驯养师重新教导,牠逐渐听懂日语的命令,而能接受指挥坐下或站立,使人们骑乘的愿望顺利实现。

20世纪初的近代台湾,大象如何被人们观看、又是被赋予何种角色
图2:象君来台前在丛林的照片(1920年)

从1930起,每年的11月23日(与日本宫中感谢收穫的新尝祭同日),牠也担任台北动物园中动物慰灵祭的代表,成为动物祭中,人类之外,所有其他动物群的致祭代表。牠在祭典中穿着大红礼服,面向满布花环及供品的「群生精灵」牌位祭坛前,跪下后肢行致祭礼。1935年圆山动物园老虎命名仪式在虎槛前举行时,象君也被安排出席,披着台北市徽的布巾,在槛前跪后足,以鼻向虎致上祝贺之意,满足了人们期望在都市空间里,构筑一个动物间和谐相处的乐园想像。从上述动物慰灵祭与命名礼,应可知大象在日治时期圆山动物园中,在动物群里有代表性的地位。事实上1940年代初期圆山动物园大门口,也可以看到刻绘的入门意象是两只朝天站立,扬起象鼻的大象。

20世纪初的近代台湾,大象如何被人们观看、又是被赋予何种角色
图3:1942年时圆山动物园大门口有双象图

然则圆山动物园该有什幺动物,却也曾经有文化人提出不同的思考。1921年,因地方制度改革,动物园由台北厅移由台北市管理,一位署名「南海野人」的知识分子在刊物上,对于台北动物园的成立历史、现况、未来方向提出看法。他认为动物园与博物馆、植物园、图书馆等文化事业,都是国家文明进步的象徵,但是圆山公园内的运作却是被閑置的文化事业。

他建议未来宜扩大经营,不再是地方经费,而是改由国库负担,以走向发达台湾文化的动物园。其次是关于蒐藏特色,「南海野人」认为,圆山动物园的动物以外国及日本内地者为多,台湾特有的居少数,仍应以收集台湾原产地者为宜。他并列举台湾特有的「台湾熊、高砂豹、生蕃犬、水鹿、红头屿山羊、麋」,或是中央山脉中的樱花勾吻鲑及台湾特有的鸟类等,以上动物饲养繁殖后,可以和国外动物园及动物学教室等机构进行标本交换,或是出售,必大有利于动物园财政,而非仅如当时只依靠少许门票收入。

第三,当时动物园中的动物是兽槛圈养,不像一些国外动物园採「自然生活」(意指无栅栏圈养)的方式,圈养于槛内的动物都衰弱而无活力,像判了无期徒刑的囚犯。第四,在加强学术研究上,该园应把握台湾地理上的优势,确立热带研究的特色,与中央研究所及国际合作,以成为台湾岛立的大动物园为目标。然而他的意见没有得到台湾总督府或台北市官方的回应。因为在官方的规划中,台北市的动物园主要是作为满足都市民众的休闲设施。

当时的动物园本质上都以娱乐休闲目的为主,并以综合型的动物园为发展方向,满足中产阶级「重塑自然」的梦想,观众欲望的是看到「完整的大自然动物王国」的缩影,尤其是当地罕见的、大型的哺乳类动物。然而事实上,各动物园蒐集到的动物是以其稀有性(稀罕)及可取得性为两项原则,并且是在经营者有限的预算能力中达成。在这种情况下,台北市政单位无财力採购其他大象。因此,象君从1920年代来到台湾,至战后初期过世,23年间均无同族类一起生活。自然界中,象群具有紧密的社会生活,且有长途迁移觅食的习性,这些象的自然性完全无法反映在动物园的圈养环境中。当年象君的痛苦有多少人记得?回顾这一段历史,不禁凄然。

注释

[1] 依考古学家根据出水文物及挖掘文物推估,在四万至一万年前更新世晚期,澎湖附近与台南左镇地区曾存在古象。澎湖附近出现者係古菱齿象,属「澎湖海沟动物群」或「台湾陆桥动物群」,与水牛、四不像鹿、斑鹿、马、犀及肉食性的虎、熊、鬣狗等动物,同时栖息在台湾陆桥上;古菱齿象门齿上并有清楚的石器割痕,可能是史前人类利用工具所致,也证明了人与象的相遇。台南出现者则是1931年由台北帝国大学教授早坂一郎在台南州左镇庄(今台南县左镇)发现。

[2] 关于睡狮说与中国国族形象及论述的关係,杨瑞松有深入的探讨,他认为此说之诞生,与梁启超于1899年在《清议报》发表〈动物谈〉一文有关,梁氏把曾纪泽在1890年提出的中国先睡后醒说,加工转化为睡狮说,比喻中国为「先睡后醒之巨物」。至1919年,胡适追述自己在1914年曾作〈睡美人〉诗,提及拿破仑谓中国为睡狮之看法,胡之版本与后来所流行的说法几乎完全相同。杨瑞松,《病夫、黄祸与睡狮:「西方」视野的中国形象与近代中国国族论述想像》(台北:政大出版社,2010),页120-124、130。

[3] 桂香蒓美,〈岛政要闻〉,汉文版《台湾日日新报》,,第2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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